杂谈：国画与笔墨纸砚（上）

窦修林

  在我们古代，其实没有“艺术”这个学科，不过是近代从日语转化过来的舶来品。我们古人眼中的“艺术”，艺谓“书、数、射、御”，术谓“医、方、卜、筮”。即所谓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所以与艺术搭边的就是“乐”，“书”主要指经书，不是今人所认为的书法。“乐”为什么有高雅的国家层面上的地位，因为当时国家层面上重要的活动就是祭祀，所以这个“乐”就是“正乐”，非指“俗乐”。那么“俗乐”即今人眼中的艺术归纳在哪里呢？就是“百工”之谓，就是“工”的某个功能，《考工记》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，故古人眼中的“艺”就是“工”。

  “艺”与“工”的分离，有赖于士夫文人阶层的兴起并成为皇家统治权利的执行者，士夫文人集团不是靠“艺”在社会上安身立命，“艺”是从政之余的“墨戏”与雅集时的雅好，“艺”就指向“道”即“无”，今人话语就是没有功利性，所以古代社会文人如果靠卖“艺”维持生活，家境肯定一塌糊涂。“工”指匠人从事的工艺，首先是实用性，故功利性很明确，士夫文人阶层是不屑从事的。

  从中国造型艺术史来看，“艺”与“工”最成功的分离，就是国画。

  什么是中国画？这是一个耳熟能详却又难以界说的问题。从词汇起源而言，“中国”出现较早，考古发现最早出现在中国宝鸡出土的西周时期“何尊”铭文之中，即“唯武王既克大邑商，则廷告于天，曰：余其宅兹中国，自兹乂民”。文献资料《诗经》中也有此说法，如《大雅·民劳》：“惠此中国”。但此“中国”，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作为地理的概念，而作为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，则要到近代。

  “中国”与“画”相联系，考究画史上此词汇的出现，是西洋油画输入后为了论述的方便而产生的概念，时间上限可以追溯至明代后期。姜绍书在《无声诗史》言“中国画工无由措手”，刘侗、于奕正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中称“中国画绘事所不及”，都是与西洋油画简单对比而形成的词汇。此时“中国画”的内涵远比今天我们的解读要宽泛的多，所以单从词汇的出现之源无法界定中国画。

  回溯国画发展史，国画的历史长河不外乎两条主线：一方面体现皇家主旋律典范的“院画”，以示“天子王道”；另方面就是文人茶余饭后娱乐性情的“文人画”。前者以天下苍生为念的“大道”，后者则是人性自由的“小道”。皇家是社会准则的制定者，而文人阶层是实施者。故不管“大道”“小道”，都是社会的统治者与文化的载体。因为是社会的既得益集团，皇家的“王道”与文人的率意，都不需要去考虑国画的生活功利性，“艺”与“利”的界限很明确，所以“艺”与“工”的分离才最彻底。

  国画与“工”的分离，即与“技”的分离，才有“无法”之说。因而画者有三重境界：技法(画工)、蒙养(画家)、创格(大师)。技法指国画的基本功与造型能力；蒙养指文化修为与笔墨技法溶炼，特征是风格不断变化，前人东西较多但呈不断减少趋势；创格即“无法”，就是融会贯通各家之技而“我依我法”，且能被后人欣赏并被大规模师法传承，这一时期风格呈相对固定性。这三个阶段可把从事国画者分档次，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只能是画工，更多的一辈子只能是画家，零星的达到大师级别。